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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疫情-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仅规定了鼠疫、霍乱两种甲类传染病-新闻摄影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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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有同志認為,即便2020年兩高兩部《防控意見》不出台,由於國家衛健委公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屬於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的乙類傳染病,按照2008年《追訴標準》規定,對於相關引起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可以直接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與非典時期的法律背景完全不同。

第三階段:2020年《防控意見》出台後

2020年1月20日,國家衛健委發佈2020年第1號公告。公告明確:「經國務院批准,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應該說,《防控意見》的規定在當前疫情嚴重的客觀形勢下,對於統一刑法適用,確保罪責刑相一致有重要而積極的意義。也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刑法》第三百三十條明確規定:成立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前提必須是要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甲類傳染病的範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國務院有關規定確定。而《傳染病防治法》僅規定了鼠疫、霍亂兩種甲類傳染病。而國家衛健委經國務院批准發佈的公告將新冠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一來並未將新冠肺炎規定為甲類傳染病,二來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不屬於刑法第九十六條以及《刑法中國家規定的通知》所說的「國家規定」。故《新冠肺炎防控意見》關於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相關規定與罪刑法定原則存在一定衝突,「瘟疫侵害的是人類的健康,法治的失序損害則是整個社會的健康,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失序比瘟疫更為可怕」,並提出對於相關行為可以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意見。對此,筆者認為其質疑從法治的高度看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可待立法層面予以完善,但就當前司法實踐而言,從規範適用乃至實質正義的角度,適用《防控意見》關於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規定並無不當。

在2003年我國出現非典型肺炎疫情時,當時適用的是1989年出台的《傳染病防治法》,其中尚無對非典型肺炎進行傳染病分類的規定。2003年4月8日,衛生部把非典型肺炎列為法定乙類傳染病進行管理。

為依法準確打擊涉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各類違法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於2020年2月6日聯合制定出台了《關於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防控意見》)。筆者注意到,就其中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適用問題存在不同認識,現就其法律依據和沿革作簡要分析。

第二階段:2008年6月至2020年《防控意見》出台

據此,作為司法實踐而言,對於打擊該類犯罪行為有了明確具體的法律依據。同時,在司法實踐中要明確,由於《防控意見》並非創設性規定,系「根據有關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制定本意見」,正如傅政華在《防控意見》新聞發佈會所指出:《意見》銜接現有法律規定,對相關規定該細化的細化、該明確的明確,具有鮮明的針對性、操作性、系統性,提高了疫情防控法治體系的實效。筆者看到在《防控意見》出台前各地已有對涉新型冠狀病毒案件以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立案的情形,對此並不存在追訴時效的問題。

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條規定:「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明確「甲類傳染病的範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國務院有關規定確定」。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僅規定了鼠疫、霍亂兩種甲類傳染病。

儘管《防控意見》中沒有具體闡述,但實際上是沿用了《追訴意見》的路徑,以司法規範性文件的方式明確將引起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納入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調整範圍。

第一階段:2003年至2008年6月

2008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出台《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以下簡稱《追訴標準》)規定:「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引起甲類或者按照甲類管理的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應予立案追訴」。並明確「按甲類管理的傳染病」,是指乙類傳染病中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根據需要報經國務院批准公布實施的其他需要按甲類管理的乙類傳染病和突發原因不明的傳染病」。《追訴標準》實際上以司法規範性文件的方式將刑法第三百三十條規定的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甲類傳染病」擴大解釋為「甲類或者按照甲類管理的傳染病」。

對於引起本次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是否能涉嫌構成納入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在理論和實踐中均存在爭議。在《防控意見》出台之前,從公開報道的信息也可見,本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對於涉及引起傳播的行為,基本上都是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認定。且通過查詢中國裁判文書網可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文書高達11000多份,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沒有一份。要全面釐清該罪名法律依據問題,可以分三個階段分析:

據此,因為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前提是甲類傳染病,無法直接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200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關於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預控解釋》),明確規定:「1.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2.患有突發傳染病或者疑似突發傳染病而拒絕接受檢疫、強制隔離或者治療,過失造成傳染病傳播,情節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該規定實際上將部分符合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構成的犯罪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予以定罪,而實踐中有的符合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案件甚至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認定。

2020年2月6日兩高兩部出台的《防控意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其他拒絕執行衛生防疫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條的規定,以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定罪處罰」。

2004年8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第一次修訂《傳染病防治法》。修訂后的《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明確將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範圍,同時其第四條規定:「對乙類傳染病中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採取本法所稱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其他乙類傳染病和突發原因不明的傳染病需要採取本法所稱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的,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及時報經國務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實施」。該新增的規定實際上把乙類傳染病中的特定類型參照甲類傳染病進行預防和控制。

畢節市人民檢察院 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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